死缓制度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限制死刑的实际执行，二是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由于死缓制度是以罪犯应当判处死刑为前提，也就是说，行为人所犯罪行相当严重，国家予以最严厉的否定评价，故具有相当的威慑力，具有一般预防的功能。同时死缓制度是附条件的不执行死刑，也即保留了执行死刑的可能性，这就促使犯罪分子必须改恶从善，从而达到特殊预防之效。
基于死缓制度限制死刑实际执行功能的发挥无益于刑法立法中对死刑条款范围的缩少以及刑事司法中对死刑判处率的下降，同时给人以执法机关违法办案，侵犯人权之虞，我们认为，死缓制度的成本与效益不成正比，确实得不偿失。至于死缓制度的预防犯罪功能更是值得质疑。传统理论认为，死刑(这里指死刑立即执行)具有最彻底的特殊预防作用，且不可替代，同时用执行死刑所产生的恐怖效应，阻止欲犯罪者走上犯罪之路，这就是一般预防。针对这种观点，有相当学者提出了否定的理由，尤其是近年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国家，有许多论者由单纯的理论之争转向对死刑效果的实证研究，其中包括了对不同体制的国家之间以及一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死刑适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刑之存废与犯罪率的升降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如果把死刑置于预防犯罪的对策系统中考察，可以发现，死刑的作用是有限的。死刑立即执行的预防犯罪功能的有效性况且如此，而对于绝大多数罪犯最终不会执行死刑的死缓来说，其预防犯罪功能的充分发挥只是一个杜撰的神话。
综上得出结论是：死缓制度的功能是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