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财富增长、老龄化加剧固然是重要因素，老人财产独立必然带来个人自主意识的增强，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将从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法治不但要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也要走进家庭，个人要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务，其中就包括遗嘱。”谈到越来越多的老人预约遗嘱，陈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分析其原因。
陈某对媒体表示，4万多老人的预约量固然令人惊讶，但这仅仅代表了一种趋势，远远没有达到正常的水平。
“从人口数量看，北京有300多万老年人，4万老年人占比只有1%多一点。相比之下，成年美国人立遗嘱的数量是49%，英国人2009年一年有36%的人更新遗嘱。”陈某向媒体介绍。
陈某对媒体表示，当前社会的遗嘱意识还不够，也不够成熟，主要误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认为遗嘱是特殊家庭的专利，没有认识到普通家庭也应该立遗嘱，即使独生子女家庭也需要遗嘱;第二，认为遗嘱是老年人和病人的专利，没有意识到遗嘱是任何一个拥有健康、家庭、财富的人的一种责任;第三，认为遗嘱就是避免纠纷，没有认识到它在社会生活和家庭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设立遗嘱的情况反映了社会观念的现状，体现了法治观念在一个社会中是否深入人心。”陈某对媒体说。陈某认为，随着各种因素的叠加，立遗嘱的老年人在未来几年内会出现大规模的增长。
但与遗嘱最直接相关的继承法，29年未曾修改过。
陈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在法学领域，继承法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短板，“这个短板集中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局限性上，大量研究着眼于继承顺序、继承范围、遗嘱形式等传统领域，缺乏对一些新兴的、代表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领域进行横向研究的视野，例如遗产税、遗嘱管理、间接继承、对继承条件继承义务继承协议的研究等。
杨某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包括遗嘱人的资格问题、遗嘱方式、特留份制度公证遗嘱、遗嘱的执行问题等内容，都应当列入继承法修订的范围之中。“这些问题不进行修订，继承法就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无法实现遗嘱人订立遗嘱处分自己遗产的真实愿望。”杨某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