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是处于平等对抗地位、有纠纷的双方向处于中立地位的裁判方告诉其纠纷，并请求裁判方解决其纠纷的活动。
派驻机构不仅要对中纪委负责，还要接受驻在部门的领导，这样监督驻在部门领导就意味着下属监督上司，效果自然不理想。实行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后，能够充分发挥派驻机构的职能作用，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对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将起到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查处干部违法行为特别是腐败行为的主体，除了执纪部门(纪检、监察)以外，还有司法机关--即法定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的检察机关。如果干部的违纪行为同时违反了国家法律，比如腐败行为，就应该“建议”或者“移交”检察院的反贪部门调查处理。但在目前，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同样是处于“双重领导”的状态。因此，领导体制由“双重领导”向“单一管辖”的转换，不唯是纪检监察部门，对于检察院等司法机关来说也非常必要，而且从理论上来说，检察机关更应该优先于执纪部门实行“单一管辖”的领导体制。
首先，“单一管辖”是维护法制统一的需要。我国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检察院的检察官、法院的法官，他们的“上帝”只能是神圣的法律。现行的“双重领导”体制却导致检察机关在查处贪污、贿赂等案件时，时时受到来自地方的各种干扰，给法制的统一实施带来了人为的困难。只有司法机关的侦查、处理，才具有权威性和终极性，而纪检的调查处理仅局限在执纪的范围内，如果不经过司法审查，不仅有悖于法制的原则，公众也必然会产生不公平感，其结果必然导致对法律公正的怀疑;
其二，“违法”的危害要大于“违纪”，按照危害大者优先的原则，执法应该优先于执纪，这样做有利于防止较大的危害。如果仅仅纪检监察部门实行“单一管辖”，而司法机关却仍被“双重领导”所束缚，“执纪”与“执法”必将产生制度性的内耗;
其三，我国的宪法规定，人民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机关社会团体的干涉。任何个体，只要违反了法律，执法主体就都有责任履行审查职责，而不受其他个人、组织的干涉。只有实行“单一管辖”，才可以使检察机关的独立地位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如果这种司法审查或处理还需要另外的批准，就是不合理的，甚至会滋生新的腐败。因此，按照“事权优先”这个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单一管辖”更该先行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