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过当是超过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行为，认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必须认真地分析判断其防卫行为是否具有防卫过当的特征。本人认为防卫过当的特征主要有：
1、防卫过当行为是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防卫过当行为是在防卫不法侵害过程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它是在具有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性、被迫防卫性的情况下实施的过当行为，这种过当行为防卫强度，在制止不法侵害的过程中，没有全面地衡量不法侵害的强度，没有约束和控制防卫行为的强度，只是片面地根据侵害行为的方法、手段、工具和后果等因素来决定防卫强度。在一般情况下，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方法、手段、工具、后果等对防卫行为的强度的影响是很难大的，但它不是全部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它不能脱离整个行为事实、行为过程而独立存在，甚至于在防卫过程中的地位、作用总是要受行为的目的、行为人的特点、作用力量的程度以及作用的部位等因素制约的，因此，我们在确认防卫强度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时，一定要坚持全面分析、结合判断。一切单纯、孤立的以防卫的方法、手段、工具或者后果，机械地与不法侵害的方法、手段、工具或后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仅片面，而且它也与以事实为根据的构成犯罪必须是主、客观条件相统一的原则相违背，很容易陷入客观归罪的泥坑中。当不法侵害停止以后，防卫行为是否也随时终止，这也是衡量防卫行为是否受到控制或约束的一个表现。当不法侵害停止以后，防卫行为没有彻底终止的行为是防卫过当，就不是正当防卫了。
2、防卫过当的主观特征。防卫过当不仅是行为强度超过了不法侵害的强度，而且行为人在主观上也有罪过，或者是故意、或者是过失，这是防卫过当的主观条件。认为防卫过当只是在正当防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而行为人在主观上不具有罪过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人的思想意识支配行为，因而不仅不同性质的行为是不同的思想意识的表现，而且同一性质的行为如防卫过当在不同的情况下，其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也是各不相同的，当防卫强度在违反了自我约束性所造成的防卫过当的情况下，一般地说，不是行为人直接故意的表现，而是意接故意或者过失的结果。因为违反防卫强度自我约束性的行为，是在正当防卫过程中所造成的过当，其目的是为了制止不法行为的侵害，但防卫的强度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虽然有时这种行为是明知，但对后果也仅仅是放任;有时这种行为虽然是应当预见可能出现的后果，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由此可见，防卫强度在违反了自我约束的情况下所造成的防卫过当，是行为人主观上的间接故意或过失的反应。
3、防卫过当是具有犯罪特征的行为。防卫过当的行为，必然是危害的行为，而且也是达到了违法并且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程度，所以我国刑法才规定了防卫过当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
4、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对于防卫过当我国1997年刑法典第20条第2款明确规定：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国刑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防卫过当是基于防卫而构成的犯罪，在防卫过当的情况下，防卫人主观上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客观上所造成的损害中有一部分属于应该不法侵害人造成的伤害，不应由防卫人承担刑事责任，防卫人只对超过必要限度所造成的重大损害部分承担刑事责任。由防卫过当的主客观因素所决定，防卫过当的社会危害性小，所以对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这充分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
有这样一个案例：2005年8月28日，被告人陈某途经公交车站时，遇沈某等人向其催讨欠款，双方发生争执。后沈某对陈某追打，陈某即摸出随身携带的扣于钥匙圈上的水果刀边挥边逃，逃跑中遭沈某电话联系而来的王某、杨某等四人拦截。王某对陈某拳打脚踢，陈某遂再次拿出水果刀边乱捅边逃，致使杨某左手臂被划伤，王某被刺两刀倒地。陈某逃脱后向公安机关投案。王某因心脏被刺抢救无效死亡。此后，公诉机关对陈某提起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的父母)要求陈某赔偿各项损失及他们晚年生活费、精神抚慰金。
法院一审认为，陈某在遭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实施正当防卫，因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被害人王某死亡，属防卫过当，依法应当承担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但应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陈某案发后自首，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陈某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陈某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依法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赔偿责任。受害人王某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依法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遂判陈某犯故意伤害罪，处有期徒刑八年，并赔偿损失70%.该案二审维持原判。
根据刑法第234条第2款规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陈某的犯罪行为是防卫过当，根据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陈某案发后自首，根据刑法第67条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陈某系累犯，根据刑法第65条第一款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笔者认为，一审法院决定对被告人陈某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量刑与被告人陈某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是相适应的。民法通则第128条规定：“……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被告人陈某因防卫过当，造成了被害人王某死亡的严重后果，被告人陈某对危害的后果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被害人王某对损害后果有过错，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笔者认为由被告人陈某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是合法的。
由于正当防卫要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很多公民往往不能有效制止不法侵害行为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此，修订后的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种无限防卫权的确立，有利于公民同暴力侵害行为作斗争，同时对犯罪分子正具有更大威慑力，使之不敢动辄使用暴力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公民也必须正确行使无限防卫权，决不能借行使无限防卫权为名，侵害应当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利。如暴力侵害已结束或暴力侵害人自动中止暴力侵害或暴力侵害已被制服，则不能对之进行打击，否则要承担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制度例来都是刑法和实务中的热点，特别是新刑法在正当防卫制度中增设了“无限防卫权”后，学界及实务界对此反应更加强烈，褒扬称颂成为主旋律。虽然该项权利对保护防卫人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对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带来一定的威胁。同时作为保护犯罪人合法权益的防卫过当条款也受到相当冲击，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刑事立法、司法理念的扭曲具有直接关。虽然逆防卫与公众观念格格不入，但是“在中排除所有成见，即一般道德的观念与先入为主的观念，都不能拿来观察社会事实”，而且“如果这个现象是病态的，我们就有科学的论据，证明我们的改良计划是正确的。”因此，着眼于维护犯罪人合法权益，保障犯罪人人权的主旨，熔铸刑事立法及司法理念，建构逆防卫理论体系以弥补现行正当防卫制度的不足以及取消对必要限度的放宽、对新刑法第20条第3款进一步明确化都是刑事法治的必然要求。因为“哪怕是对一个可能十恶不赦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是否也有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意识和勇气?这一点看似微小，实际上却关乎法治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