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共同侵权行为，涉及两个主要问题。
其一，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解释》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这一规定，《解释》对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系采取客观说，不以当事人有意思联络为必要。只要数人实施的加害行为相互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其行为具有关联共同性，即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客观说较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也是共同侵权理论的一个发展趋势。但对于数个原因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结果即多因一果的情形，《解释》规定应当按照过错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承担责任。
其二、关于受害人仅免除部分侵权人责任的效力问题。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受害人仅免除部分侵权人责任的，对全体被诉共同侵权人发生绝对效力，即“免除一部等于免除全部”。我们根据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审判实践，对这种免责表示采纳相对效力的观点，以充分尊重债权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自由，同时平衡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
(二)关于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近年来，由于有些经营者在安全保障上存在问题，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出现了犯罪分子在酒店、银行等经营场所杀人越货的事件。受害人往往在向犯罪分子索赔不能的情况下，单独起诉酒店、银行等要求赔偿。但过去的侵权法理论未能提供受害人行使此种请求权的理论依据。《解释》根据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审判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结合民法理论上的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理论，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和违反义务时的责任界限进行界定。根据该规定，从事社会活动应当对相关公众的安全给予合理的注意，疏于注意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形，安全保障义务人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的，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该理论旨在解决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问题，对解决审判实践中的众多新类型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三)关于雇主责任。
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在劳动关系领域里已实行全面的劳动合同制。在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领域以外，也存在各种形式的劳动用工。无论是劳动合同形式的用工关系还是劳务合同形式的用工关系，本质上都是通过使用他人劳动扩大雇主的事业范围或者活动范围，用人单位和雇主因此获得利益;同时，这种事业范围的扩大或者活动范围的扩大，也增加了其他人因此受到损害的风险。为体现利益与风险一致，风险和责任一致的原则，《解释》根据审判实践和多数专家意见，规定雇主要为雇员与履行职务有关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同时规定，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也要为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与雇主共同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利于对受害人给予及时和充分救济，也促使雇主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加强对劳动者、雇员的教育，提高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
(四)关于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损害赔偿的相互关系。
工伤保险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关系，在审判实践中长期存在争论。从性质上看，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与私权救济性质的民事损害赔偿存在根本的差别。但是，由于工伤保险赔付是基于工伤事故的发生或者劳动者罹患职业病，与劳动安全事故或者劳动保护瑕疵等原因有关，因此，工伤事故在民法上被评价为民事侵权(例如雇主提供的机器爆炸)。这就产生了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损害赔偿的竞合问题。对此问题的处理世界各国有四种模式：第一，工伤保险取代民事损害赔偿;第二，受害人可以同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损害赔偿，但劳动者个人需交纳高额保险费;第三，受害人可以选择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或者民事损害赔偿;第四，民事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实行差额互补。鉴于工伤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用人单位无过错责任，有利于受害人及时获得充分救济;有利于企业摆脱高额赔付造成的困境，避免因行业风险过大导致竞争不利;还有利于劳资关系和谐，避免劳资冲突和纠纷，因此，我们赞成用人单位通过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方式承担责任。这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都有利。但如果劳动者遭受工伤，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
(五)关于赔偿范围和标准。
《解释》对赔偿范围和标准的规定，有以下特点：
1、关于赔偿范围，从三个方面进行界定。
(1)因治疗损伤支出的费用：如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康复费、整容费等;
(2)因生活上增加需要支出的费用：如配制残疾用具、长期护理依赖支出的费用等;
(3)因全部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因受害人死亡导致的未来收入损失。
2、关于赔偿的计算方法，采取差额赔偿与定型化赔偿相结合的折中模式：即具体损失采取“差额赔偿”，抽象损失采取“定型化赔偿”。所谓具体损失，就是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或者实际减少的收入等可以交换价值计算的损失，如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等;所谓“抽象损失”，就是因劳动能力丧失或受害人死亡等因素只能抽象评价的未来收入损失。《解释》对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就是采取定型化赔偿，设置有固定的赔偿标准和期限;对医疗费、误工费等则采取差额赔偿，实际支出或者损失多少就赔多少，体现了折中的原则。抽象损失采取“定型化赔偿”的理由：
第一，与过去的有关立法、解释相衔接;
第二，已被审判实践所肯定并被社会普遍接受;第三，有法理依据;第四，具有社会妥当性。至于定型化赔偿的弊端，即可能与受害人的实际生存利益不一致，《解释》也采取了补救办法。例如残疾赔偿二十年期满受害人仍尚生存，且没有生活来源的，《解释》规定赔偿权利人可以另行起诉。
3、关于残疾赔偿采取“劳动能力丧失说”。
“劳动能力丧失说”是根据残疾等级抽象评定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并以此作为评价受害人利益损失的学说。“劳动能力丧失说”与“收入丧失说”相对而言。依据“收入丧失说”，只有实际取得收入的受害人才会有收入损失;也只有实际减少收入的人才存在收入损失。未成年人、待业人员都不存在收入损失，因此不能获得赔偿。受害人虽然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的，也不应获得赔偿。这显然不合理。因此，通常都是以“收入丧失说”结合“劳动能力丧失说”作为评价残疾赔偿的理论依据。《解释》以“劳动能力丧失说”为原则，同时也综合考虑收入丧失与否的实际情况，以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
4、关于死亡赔偿。
赔偿权利人因受害人死亡所蒙受的财产损失可以有两种计算方法，一是以被扶养人丧失生活来源作为计算依据;二是以受害人死亡导致的家庭整体收入减少为计算依据。《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确定为收入损失的赔偿，而非“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数额，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客观标准以二十年固定赔偿年限计算，即采取定型化赔偿模式。该计算方法既与过去的法律法规相衔接，又不致因主观计算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按照这一计算方法，死亡赔偿金比过去提高一倍多。例如：以2000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8493.5元计算，过去的死亡赔偿金全额为84935元。同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350元，依《解释》计算的全额死亡赔偿金可达207000元。
(六)关于定期金赔偿。
过去的审判实践，一般采取一次性赔付的方式赔偿受害人损失。经过实践，感到一次性支付赔偿金容易存在弊端：首先是过于加重侵权人一方的赔偿负担，甚至有可能导致侵权人支付不能或者企业破产，最终损害受害人一方的利益;其次是可能导致受害人不能对赔偿金进行合理的分配使用，使赔偿目的落空，或者被其他人(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挪用、侵吞，获得不当利益等。《解释》借鉴有关国家经验，对赔偿金的支付兼采一次性赔偿和定期金赔偿两种形式，以一次性赔偿为原则，定期金赔偿为补充。同时规定以定期金赔偿的，赔偿义务人应当提供担保。
除上述内容外，《解释》还就学生伤害事故、定作人的侵权责任、义务帮工致人损害、道路、桥梁管理不善致人损害的责任，《解释》适用的效力范围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